公文写作的党政信息采集研究能力
公文写作之前，必须掌握大量党政工作的信息，经过鉴别、筛选分析、综合，将相关的信息转化为公文的内容。信息的采集十分重要关系到公文写作的成败。一个写作任务到手，首先要知道采集什么信息，到哪里采集信息。文章写得好的人，都晓得收集信息材料的重要性。
胡适培养学生，首先是培养他们收集材料的能力，强啁写文章第须会找材料，要“上天入地，动手动脚”，翻遍书堆。马克思为写《资本论》，读了1500多种书籍，摘录了40多本笔记，光是收集材料先后用了20年时间。恩格斯为了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不仅收集了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文件，而且到工人栖身的简陋住宅区，做了21个月的调查研究。
材料于写作就如同“巧妇为炊之米公文写作也是如此。通过调查情况或阅读资料，采集到全面、新鲜有用的信息，写作才有了坚实的基础。否则，写作起来就会一路艰难当信息材料到手后，研究是关键。
分析研究信息有两个目的是通过研究消化信息材料，不断明确公文的主旨，使之更鲜明、更集中，为进一步炼意定下基调。二是通过鉴别、筛选信息材料，转化成公文内容的组成部分。一殷来说，经过鉴别比较后选用的观点、事例数据等信息，都要进行归纳、综合、剪裁或改写，才能放进公文中去。
这些环节都要依赖于对信息材料的深入研究。
在信息采集研究能力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较强的采集和领会领导信息的能力。公文写作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受命性。因为，公文作为领导机关实施领导和管理的一种工具，其制文意图必然源于领导，只能是受命制文。如果秘书人员写出的公文不能准确体现领导意图，甚至违背领导意图，那肯定得不到领导的认可。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文写作的首要问题，是秘书人员必须主动捕捉领导意图全面准确地领会领导意图，搞清行文的目的，掌握行文的背景。否则写作起来就会步履维艰，甚至反复修改多次，难如领导之意。所以公文写作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写作者能否准确捕捉和领会领导意图。
公文写作的受命性有三种情况：
一是完全受命式，即公文内容完全由领导授意，秘书人员的任务只是将领导意图准确无误地表述出来。
二是有限受命式，即领导只交代公文的写作要点，而由秘书人员根据自己的领会去扩展和充实。
三是无限受命式，即领导只提出一个意向或题目，丝毫不涉及具体内容。从公文构思到文稿草拟，完全由秘书人员完成。
以上第一种情况较少出现，而后两种情况却是十分普遍的，秘书人员必须准确把握领导意图，才能完成好公文起草任务
特别是在第三种情况下，秘书人员要有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的功夫，为使公文符合领导意图，须多方采集领导同志的有关讲话、批文章等信息。按着这个思路去提炼观点，充实內容。这样写出的公文才能得到领导的认可。如果缺乏采集研究信息的能力，就不可能胜任这样的写作任务。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因筹备会议很忙，委托陈伯达起草大会开幕词。陈伯达认认真真地写了几大张纸，内容虽然全面但是缺乏力量和闪光点。毛泽东看后摇了摇头。这时候离开幕之日没有几天了，毛泽东就找来秘书田家英，说：“你来写吧，写得短些有力些。”田家英写了一通宵，第二天就交了稿。毛泽东看后赞许地笑了。
八大开幕式上，毛泽东的这篇不足2000字的开幕词，曾被43次热烈的掌声打断，甚至会后会议代表们还不断赞扬这篇充满“毛泽东风格”的开幕词。特别是其中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脍炙人口。这件事颇令人深思。
论文笔，田家英并不如陈伯达他写的开幕词，之所以能得到毛泽东的肯定。
一是得力于他对毛泽东思想脉络的准确把握。田家英1948年当了毛泽东秘书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当时能够找到的毛泽东蓍作中，摘录大量成段的论述，按专题编排了五大厚本，潜心研读。因此他对毛泽东思想和思维特点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了陈伯达。
二是陈伯达接受起草开幕词的任务时没有具体的指示；而田家英却得到了毛泽东关于开幕词的写作意图（即短些，有力些），加上他平时对毛泽东讲话风格的了解，写作成就是必然的了。这个事例有力说明，秘书人员能否准确领会理解领导意图，是公文写作成败的关键。
现在大学里讲授一种后现代写作学，它主张写作时心灵自由、思维自由，只管自由地去写，没有固定的方向，没有事先设定的框架这种写作理念，对于公文写作是完全不适用的。因为公文写作是要体现领导意图，领导意图就是对写作方向的规定，秘书人员不可能脱离这个方向去“自由思维”。我过去写过一首打油诗：“公文姓公，笔不由衷。一朝令下，挥笔如风”，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