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家的故事第1篇(全文539字)
戴维·希尔伯特（1862～1943），德国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是对二十世纪数学有深刻影响的数学家之一，他领导的数学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数学界的一面旗帜，希尔伯特被称为“数学界的无冕之王”，他是天才中的天才。
希尔伯特认为，科学在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科学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他指出：“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问题，它就充满着生命力，而问题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和终止。”在1900年巴黎国际数学家代表大会上，希尔伯特发表了题为《数学问题》的著名讲演。他根据过去特别是十九世纪数学研究的成果和发展趋势，提出了23个最重要的数学问题，被认为是20世纪数学的至高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力推动了20世纪数学的发展，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23个问题统称“希尔伯特问题”，后来成为许多数学家力图攻克的难关，对现代数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希尔伯特问题中有些现已得到圆满解决，有些至今仍未得到解决。他在讲演中所阐发的相信每个数学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的信念，对数学工作者是一种巨大的鼓舞。他说：“在我们中间，常常听到这样的呼声：这里有一个数学问题，去找出它的答案！你能通过纯思维找到它，因为在数学中没有不可知。”三十年后，1930年，在接受哥尼斯堡荣誉市民称号的讲演中，针对一些人信奉的不可知论观点，他再次满怀信心地宣称：“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将知道。”希尔伯特去世后，这句话就刻在了他的墓碑上。
数学家的故事第2篇(全文563字)
陈景润
陈景润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的闽侯镇，他的父亲陈元俊是一个邮电局的小职员。
陈景润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给他找了一所离家近的小学，送他去读书。在所有的学科中，他特别喜欢数学，只要遨游在代数、几何的题海中，他就能够忘却所有的烦恼。
陈景润平时少言寡语，但非常勤学好问，他总是主动向老师请教问题或借阅参考书。
一个中午，最后一节课下了，陈景润走出教室，回家吃饭。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本刚从老师那儿借来的教学书，边走边看。书上的内容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闪现，陈景润就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大口大口地吞吃着精神的食粮。
他只顾专心致志地看书，不知不觉偏离了方向，朝着路边的小树走去。只听“哎哟”一声，他撞到了树上。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陈景润刚刚升入初中，中学里的一位数学老师使陈景润的人生之路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位老师就是曾经任清华大学航空系主任的沈元老师。有一次，沈元老师向学生讲了个数学难题，叫“哥德巴赫猜想”，学生们“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
沈元老师最后又说了一句话：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而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陈景润听了这句话后，内心不禁为之一震：“哥德巴赫猜想、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我能摘下这颗明珠吗？”
1973年2月，陈景润的关于(1+2)简化证明的论文终于公开发表了！“陈氏定理”立即在世界数学界引起轰动，专家们给予他极高的评价。
轻轻地告诉你：
攀登科学高峰，就像登山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要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懦夫和懒汉是不可能享受到胜利的喜悦的。
数学家的故事第3篇(全文785字)
多布林随身携带着他的研究论文和即将完成的定理上了前线，驻守马其诺防线。在战争最初的几个月中，上司特许他利用一切空闲时间继续数学研究。1940年夏，德军粉碎了法军的抵抗，多布林所在的步兵团也面临着灭顶之灾。当其他士兵纷纷后撤时，多布林自愿与两名战友留下，抵抗即将到来的德军。6月21日，当德军马上就要占领阵地时，多布林开枪自杀，宁死不当俘虏，年仅25岁。他弟弟克劳德回忆道：“幸运的是，多布林在德军攻占阵地之前，焚烧了身上所有的研究论文，以免落入德军之手。他不能容忍德国人剽窃他的思想。”
战后，多布林的名字很快便被人们遗忘了。然而在他英勇捐躯半个世纪后，法国科学院的一位官员偶然发现多布林早在1940年2月，就依据一种可追溯到路易十四时期的密藏规则，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悉心保存了起来。他用一个信封把自己演绎数学理论的手稿密封，藏在了科学院的地下室中。按照密藏规则，该信封必须经过作者本人许可方能拆封，万一作者本人辞世，就必须在自收藏之日起100年后方能开启。这样，多布林的论文手稿要到2040年才能公之于众。但在法国科学院院士和世界各国数学家多年的游说下，其弟克劳德终于在2000年夏天，同意打破这一陈规。
于是，多布林在阿登省作战时所写下的数学手稿，就此重见天日。这确立了这位年轻士兵作为现代数学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和当代概率理论的创始人的地位。这在法国知识界引起了一场轰动。法国科学院为此出了一期特刊，刊载了多布林手稿的全文，“以示对天才的敬意”。
据法国杰出的数学历史学家伯纳德·布鲁说，多布林的论文弥补了二战前的《数学分析》和日本人20世纪50年代在概率理论方面的进展所留下的空白。多布林的研究涉及到应用数学最重要的一个领域，他预见到那些易受无规律干扰的事物的运动规律，例如粒子在诸如水这样的流体中的运动等。
约尔教授是第一个见到多布林手稿的人。他说；“我相信多布林知道，他在这场战争中将在劫难逃。你会注意到，他尽可能少地留下书面的东西。他清楚地知道，他所从事的是那个时代最有前景的数学研究工作，但可惜来日无多，但他记下了自己所思索的尚未完全成形的数学方面的成果。”
数学家的故事第4篇(全文794字)
苏步青1902年9月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的一个山村里。虽然家境清贫，可他父母省吃俭用，拼死拼活也要供他上学。他在读初中时，对数学并不感兴趣，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可量，后来的一堂数学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
那是苏步青上初三时，他就读浙江省六十中来了一位刚从东京留学归来的教数学课的杨老师。第一堂课杨老师没有讲数学，而是讲故事。他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责任。”他旁征博引，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堂课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苏步青一生不知听过多少堂课，但这一堂课使他终身难忘。
杨老师的课深深地打动了他，给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兴奋剂。读书，不仅为了摆脱个人困境，而是要拯救中国广大的苦难民众；读书，不仅是为了个人找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求新生。当天晚上，苏步青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一迷上数学，不管是酷暑隆冬，霜晨雪夜，苏步青只知道读书、思考、解题、演算，4年中演算了上万道数学习题。现在温州一中（即当时省立十中）还珍藏着苏步青一本几何练习薄，用毛笔书写，工工整整。中学毕业时，苏步青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甘心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数学家的故事第5篇(全文1253字)
文森特·多布林
文森特·多布林是一位年轻的法国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勇捐躯，但却被誉为数学天才。这是因为他在马其诺防线服役时，写下了不朽的数学手稿。
多布林出生于德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当反犹浪潮席卷第三帝国时，他和家人从柏林逃到了法国。1938年，年仅23岁的多布林成为巴黎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数学博士，不久便担当了整个巴黎地区同龄人的数学导师。那时他所进行的概率理论的研究项目，被认为是整个欧洲最前途无量的数学研究项目。他原本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数学家，但希特勒入侵法国，使得他的数学生涯于1940年悲剧性地中断了。面对入侵的德国军队，多布林决心奋起抗争，而不是苟且偷生，他参加了法国陆军，成为一名普通的士兵。
多布林随身携带着他的研究论文和即将完成的定理上了前线，驻守马其诺防线。在战争最初的几个月中，上司特许他利用一切空闲时间继续数学研究。1940年夏，德军粉碎了法军的抵抗，多布林所在的步兵团也面临着灭顶之灾。当其他士兵纷纷后撤时，多布林自愿与两名战友留下，抵抗即将到来的德军。6月21日，当德军马上就要占领阵地时，多布林开枪自杀，宁死不当俘虏，年仅25岁。他弟弟克劳德回忆道：“幸运的是，多布林在德军攻占阵地之前，焚烧了身上所有的研究论文，以免落入德军之手。他不能容忍德国人剽窃他的思想。”
战后，多布林的名字很快便被人们遗忘了。然而在他英勇捐躯半个世纪后，法国科学院的一位官员偶然发现多布林早在1940年2月，就依据一种可追溯到路易十四时期的密藏规则，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悉心保存了起来。他用一个信封把自己演绎数学理论的手稿密封，藏在了科学院的地下室中。按照密藏规则，该信封必须经过作者本人许可方能拆封，万一作者本人辞世，就必须在自收藏之日起100年后方能开启。这样，多布林的论文手稿要到2040年才能公之于众。但在法国科学院院士和世界各国数学家多年的游说下，其弟克劳德终于在2000年夏天，同意打破这一陈规。
于是，多布林在阿登省作战时所写下的数学手稿，就此重见天日。这确立了这位年轻士兵作为现代数学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和当代概率理论的创始人的地位。这在法国知识界引起了一场轰动。法国科学院为此出了一期特刊，刊载了多布林手稿的全文，“以示对天才的敬意”。
据法国杰出的数学历史学家伯纳德·布鲁说，多布林的论文弥补了二战前的《数学分析》和日本人20世纪50年代在概率理论方面的进展所留下的空白。多布林的研究涉及到应用数学最重要的一个领域，他预见到那些易受无规律干扰的事物的运动规律，例如粒子在诸如水这样的流体中的运动等。
约尔教授是第一个见到多布林手稿的人。他说；“我相信多布林知道，他在这场战争中将在劫难逃。你会注意到，他尽可能少地留下书面的东西。他清楚地知道，他所从事的是那个时代最有前景的数学研究工作，但可惜来日无多，但他记下了自己所思索的尚未完全成形的数学方面的成果。”
克劳德说：“我与哥哥在一间屋子中同住了20年，我了解他的梦想和志向。尽管60年后他才被人们所承认，但依然使我感到高兴。多布林是一个认真而有天赋的人，他不允许任何事情使他分心，即便是上前线打仗也不能转移他的注意力。虽然我对数学一无所知，但我始终为我的哥哥骄傲和自豪！”作为一位数学家，多布林无疑是位难得的天才人物，但作为一名战士，多布林仅仅是一名战士而已。多布林的遇难，是整个数学界的悲哀！历史也许会说：数学家多布林，不应该出现在马其诺防线！
